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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訴訟時效屆滿后抵押權的重構
編輯:DD|來源:包頭農商銀行|發布時間: 2019-07-31
摘要】訴訟時效屆滿后,在一定條件下原債務可以重新確立,其確立行為能否引起對抵押權亦重新確立之效力,值得探討。本文從重新確立債務的涉他性出發,結合司法案例,得出抵押權重構的二重模式,以解決金融機構主債務重新確立后之抵押擔保責任承擔。
【關鍵詞】訴訟時效  債務重新確立  抵押權重構  
一、訴訟時效屆滿之法律效果
訴訟時效,是法律制度中最重要、最有益的一項制度,是指權利人不行使債權請求權的事實狀態持續性地經過法律所規定的期間后,其債權權利則會發生效力減損抑或法院不予強制執行予以保護的制度。訴訟制度起源于羅馬法的裁判官法時期,完成于戴帝時代。[]在裁判官法時期創設了“期限訴訟”制度,即設定債權人出訴期限為一年,如果債權人在一年期間內未對其債務人予以起訴的,則其訴權消滅。
訴訟時效之客體則是債權請求權。若債權人長期怠于行使自己的債權請求權,這將無疑會使既定的法律關系長期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既不利于正常交易秩序的穩定,亦有悖于債務人的公平之法理,會加大司法資源使用的成本。
對于訴訟時效屆滿后,債權的效力是否存續,目前有三種代表學說:
第一種是“權利消滅說”。該種學說由德國學者溫特夏德提出。即訴訟時效屆滿后,債權權利本身歸于消滅,即便義務人自愿履行該債務也應當視為債權人獲得了不當得利。
第二種是“抗辯權說”。德國民法典采取此說。訴訟時效屆滿后,債務人取得了對債權人就未履行或者拒絕履行債務部分的抗辯權,如果債務人事后仍然自愿履行該債務的,該履行行為有效且視為債務人拋棄了相應的抗辯權。
第三種是“勝訴權消滅說”。該學說由德國學者薩維尼提出。訴訟時效屆滿后,作為實體權利的債權應當仍然存續,形成了自然債務,但該債權卻不能再去請求法院予以強制執行。本文認為,我國現行立法同時“勝訴權消滅說”和“抗辯權說”。
二、債務重新確立的涉他性效力
本文認為,債務重新確立的涉他性效力,是指主債務的訴訟時效屆滿后,債務人簽字重新確認債務,使得原債務效力重新恢復,為其擔保的從權利之效力是否亦恢復的一種結果。簡而言之,主債務重新確立引起從權利之擔保效力恢復的,則主債務具有涉他性;反之亦然。
對于主債務訴訟時效屆滿后的重新確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曾有明確規定。在《關于超過訴訟時效期間借款人在催收通知單上簽字或者蓋章的法律效力問題的批復》(法釋﹝1999﹞7號)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對于超過訴訟時效期間,信用社向借款人發出催收到期貸款通知單,債務人在該通知單上簽字或者蓋章的,應當視為對原債務的重新確認,該債權債務關系應受法律保護。”通過該批復的文義理解,具備主債權訴訟時效重新確立的,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要件,一是催收通知單應由債權人向債務人發送;二是所發送的催收通知單應當有催收到期欠款的內容;三是債務人在催收通知單上簽字或蓋章。本文認為,債務人簽字或者蓋章僅是行為人的主觀意思,不一定會產生意思表示的結果,其與“同意履行債務”所確定的本意是不相吻的,具有債務人“收到”催收通知單或對欠款表示“承認”但不同意履行之意,亦有“同意繼續履行債務”之意,且該類債權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主債務重新確立還應當具備債務人有同意繼續履行債務的明確意思。
本文認為,主債務重新確立的涉他性效力應當分為涉人的效力和涉物的效力。
(一)涉人的效力
該效力主要體現在債務重新確立后對保證人的效力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認定保證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后又在催款通知書上簽字問題的批復》(法釋(2004)4號)中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的規定,保證期間屆滿債權人未依法向保證人主張保證責任的,保證責任消滅。保證責任消滅后,債權人書面通知保證人要求承擔保證責任或者清償債務,保證人在催款通知書上簽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認定保證人繼續承擔保證責任。但是,該催款通知書內容符合合同法和擔保法有關擔保合同成立的規定,并經保證人簽字認可,能夠認定成立新的保證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保證人按照新保證合同承擔責任。”按照邏輯推理,在保證擔保債務情況下,若主債務重新確認,保證人的擔保責任在具備一定的條件下亦可以重新構建,即主債務重構對保證擔保人來說具有一定的涉他性效力。
2017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海能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一案[(2015)川民提字第92號]”中認為:“農行金牛支行應在2008年6月20日前向債務人玻璃鋼廠主張權利,但其分別于2008年8月31日、2010年7月31日才向玻璃鋼廠發出《貸款逾期催收通知書》。因玻璃鋼廠在上述催收通知書上加蓋印章的行為應視為對原債務的重新確認,其性質屬于對原債權已過訴訟時效期間帶來的抗辯權的放棄,故該債權應受法律保護。農行金牛支行系在保證期間屆滿后向保證人海能集團發出《擔保人履約責任通知書》,海能集團僅在通知書上加蓋公司印章,在通知書中聲明“承諾愿意繼續按照原主合同約定的擔保條款或原擔保合同的約定承擔擔保責任”,但聲明的內容仍是按照原擔保合同內容承擔擔保責任,而農行金牛支行也未明示玻璃鋼廠的債務已過訴訟時效而要求海能集團為該債務重新擔保作出選擇。此外,因該《擔保人履約責任通知書》中載明的“原合同”理解發生異議且該通知書系農行金牛支行提供的格式條款,法院認定應作出不利于農行金牛支行的認定。故海能集團公司不應承擔保證責任。”[] 在本案中,倘若催收通知書中明確了保證的擔保債權種類及數額、擔保履行期限、擔保范圍、擔保方式、保證的期間等內容的,可以確定主債務重構對保證人是具有涉他性效力的。對此,相關司法批復已有明確規定,在此不予贅述。
(二)涉物的效力
該效力主要體現在債務重新確立后對抵押的效力問題。基于主債務的重構,是否亦應當認定為原債務擔保而所設抵押權也重新產生抵押擔保之功能。對此,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我國《物權法》僅在177條對主債權消滅會引起擔保物權消滅進行了列舉式立法規定。筆者通過檢索大量司法案例,發現在司法實踐中對此存有二種不同的裁判標準。
1.多數法院認為“超過訴訟時效在催收通知書上簽字,僅構成對原債務的重新確認,并不引起抵押權的重新設立”。
如案例1:2015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濟南人造毛皮廠訴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濟南分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案號(2014)魯商終字第375號]”中認為:“一審法院認定在主債權超過訴訟時效的情況下,借款人濟南人造毛皮廠在催收函上蓋章是其對原貸款合同產生的債權債務的重新確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釋﹝1999﹞7號的規定。但該批復只是對借款合同主債務的重新確認,并未提及適用擔保物權,這僅是對訴訟時效屆滿后訴訟時效中斷的例外規定,該批復并不適用擔保物權。一審法院認定濟南人造毛皮廠在催收函上蓋章是其對抵押擔保的重新確認,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釋(1999)7號批復的規定,也違反《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4)4號《關于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認定保證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后又在催款通知書上簽字問題的批復》規定,借款人濟南人造毛皮廠在催收函上蓋章,并不產生對抵押擔保“重新確認”的效力,催收函內容沒有抵押人濟南人造毛皮廠明確繼續提供抵押擔保的意思表示,且催收函內容不符合擔保合同成立的要件,雙方沒有形成新的抵押擔保關系,也未辦理抵押登記,顯然濟南人造毛皮廠蓋章行為并不能構成向光大銀行濟南分行重新提供抵押擔保,因主合同借款本息已過訴訟時效,其已喪失抵押權。”
如案例2:2017年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湖南安仁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譚五寶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上訴案【案號(2017)湘10民終1125號】”中認為:“本案中,羅樹柏在安仁農商行貸款50萬元的期限為兩年即2007年4月29日起至2009年4月29日止,其訴訟時效期間應從2009年4月30起計算至2011年4月30日止。在該訴訟時效期間內,安仁農商行未舉證證明其曾向債務人羅樹柏和抵押人劉艷梅主張過權利,羅樹柏雖于2012年9月25日歸還貸款本金2500元,其行為可視為對安仁農商行借款行為的重新確認,但因擔保物權具有從屬性,羅樹柏對債權的重新確認不代表劉艷梅對原抵押權的重新確認。根據上述規定,因安仁農商行在主債務訴訟時效期間內未行使抵押權,故其對劉艷梅的抵押權因主債權超過訴訟時效期間而不受法律保護。”
2.少數法院認為:“超過訴訟時效在催收通知書上簽字,不僅構成對原債務的重新確認,還會引起抵押權的重新設立”。
如案例3:2016年遼陽市白塔區人民法院在審理“遼陽市國有資產經營(集團)有限公司訴遼陽市紙箱廠借款合同糾紛案[案號(2016)遼1002民初504號]”時認為:“工商銀行應在借款期限屆滿后2年內即2003年6月20日前向被告紙箱廠主張債權,否則債權超過訴訟時效。工商銀行在2004年9月2日向被告紙箱廠發出催收逾期貸款本息通知書,被告紙箱廠在通知書上予以蓋章確認,應視為對本案債務的重新確認,可使訴訟時效開始重新計算。2004年9月2日后,工商銀行對本案債權進行轉讓并依法公告并向被告紙箱廠進行債務催收,故本案主債權未超過訴訟時效。原告國有資產公司接受該債權后要求被告紙箱廠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89.22萬元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關于原告國有資產公司要求對被告紙箱廠抵押的房屋享有優先受償權的請求,因主債權訴訟時效重新計算,抵押權人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內行使抵押權,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支持。”
從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案例1和案例2分別是部分高院、中院的司法觀點,比較一致。而案例3則是基層法院一審定案的特例。案例2具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抵押人系借款人以外的第三人;而案例1、3則是借款人與抵押人系同一人。本文認為,債務重新確認后對抵押人的身份屬性不予考量,難免會出現不同的司法認知,會影響抵押權的實現,可能會出現對抵押人的權利進行了過度保護,不利于平衡抵押權人與抵押人之間的權義。
三、抵押權重構之模式
抵押權是一種物權,是對債務履行的擔保方式之一,其依附于主債權,具有先天的從屬性之特征。物權不受訴訟時效之約束,非訴訟時效之客體,抵押權亦是如此。但為促進物的交換使用價值,加速物的流轉功效,避免抵押權人長時間怠于行使抵押權而對抵押人有失公允,我國《物權法》對行使抵押權的行使擬制了一個法定期間——抵押權行使必須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內行使。
《物權法》第202條規定,“抵押權人應當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行使抵押權;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行使抵押權的期間超過主債權的訴訟時效的,抵押權則歸于消滅,而不僅僅是喪失勝訴權。[]也就是說,如果主債權的訴訟時效經過數次中斷或中止而一直沒有屆滿,則所擔保的抵押權就一直存續而不消滅。那么在主債務重構的機制下,債權重新確立,抵押權的重構也就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了。本人認為,抵押權的重構模式大體分為以下二重:
(一)主債務人同意履行債務下的重構模式
此種模式適用的前提是主債務人與抵押人系同一人。根據民法理論,混同是消滅權利與義務的方式之一。經過混同,民事主體的權利人與義務人互為一體,抵押擔保責任由主債務人所吸收。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主債務的訴訟時效已經屆滿,但債務人在催收通知書上簽字并同意繼續履行債務的情況下,不但是對原債務的一種重新確認,亦是對自己提供抵押擔保責任的一種延伸安排。抵押人對主債務的情況、抵押擔保情況均是明確且知曉的,其應當預料到同意對原債務的重新確認勢必會波及到其抵押擔保問題。因抵押人與債務人混同,不存在抵押人承擔責任后的追償之法律問題,故而即便在債權人對其行使了抵押權后,對抵押人來說亦非有失公允。正如上述案例3所述,“因主債權訴訟時效重新計算,抵押權人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內行使抵押權,符合法律規定”。
(二)抵押人同意履行擔保責任且未行使抗辯權下的重構模式
此種模式的前提條件是抵押人系主債務人之外的第三人。在主債務訴訟時效喪失后債務人重新確認債務的情況下,抵押人亦在催收通知書上簽字確認的,本文認為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認定保證人在保證期間屆滿后又在催款通知書上簽字問題的批復》(法釋﹝2004﹞4號)的規定處理,即當催收通知書內容符合抵押合同成立要件的,則應當視為對原債務繼續承擔新的抵押擔保責任,如同案例1所述。至于抵押人是否知曉主債務已經喪失訴訟時效、是否需要重辦抵押登記亦非考量之內。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訴訟時效是法律賦予的,推定義務人是知曉的;二是主債務未變更,僅是重新確認,重辦抵押登記增加成本且不利于維護原有存續狀態;三是抵押權作為從權利是否應當置后于重新確認的主債務,法律沒有禁止性規定。
對于抵押人抗辯權的行使,我國法律亦沒有明確規定。在保證中,保證人基于主債務人享有對債權人的抗辯權。根據《擔保法》第20條之規定:“一般保證和連帶責任保證的保證人享有債務人的抗辯權。債務人放棄對債務的抗辯權的,保證人仍有權抗辯。抗辯權是指債權人行使債權時,債務人根據法定事由,對抗債權人行使請求權的權利。”結合《物權法》第202條之規定,本文認為當主債務因超過訴訟時效被法院不予保護而成為自然債務時,抵押人理應獲得對抵押權人的抗辯權來阻卻或消滅抵押權。在主債務重新確認后,抵押人未行使抵押抗辯權,仍然履行抵押擔保責任的,視為對抵押抗辯權的一種放棄。
是故,在催收通知書具備抵押合同成立的要件且抵押人簽字同意繼續承擔擔保責任而未行使抗辯權的情形下,可以實現對抵押權的重構。
四、結語
在主債務重新確認的前提下,從本質上去區分借款人與抵押人之身份屬性,通過其行為表示意思,真正探究其背后的真實意思表示,對于厘清抵押權的重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利于解決金融機構主債務重新確立后之抵押擔保責任承擔,維護和諧的抵押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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